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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昭弑君(2)中国历史事件

司马昭弑君,亦称甘露事变或甘露之变,发生在三国时期的魏国,是魏国建立继正始之变以后的又一次重大政变。事件源自曹魏皇帝曹髦和权臣司马昭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以司马昭废黜并杀害曹髦以及保住大权而结束。

司马昭弑君(2)介绍

司马昭弑君的影响

曹髦死后,陈泰当即跑到现场,与太傅司马孚倒在地上,枕看曹髦尸体号哭尽哀。不久,司马昭也来到现场,见此情景,便问陈泰:“玄伯,天下人当怎么看我?”陈泰说:“只有斩杀贾充,才能以谢天下。”司马昭又说:“你再考虑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陈泰回答:“难道还能让我说别的话吗?”因过于悲恸,不久吐血而死。

晋明帝时,王导、温峤一起谒见晋明帝,晋明帝问温峤前代统一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温峤还没有回答,一会儿,王导说:“温峤年轻,还不熟悉这一段的事,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王导就一一叙说司马懿开始创业的时候,诛灭有名望的家族,宠幸并栽培赞成自己的人,以及司马昭晚年弑杀高贵乡公曹髦的事。晋明帝听后,掩面伏在坐床上,说:“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晋朝天下又怎能长久呢!

司马昭弑君的评价

对于曹髦讨伐司马昭事败被害之事,历代人士有不同的评价。

晋朝史学家陈寿认为曹髦:“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在谋诛尔朱荣时曾说:“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评价说:“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

金元之际学者李冶认为曹髦事败都是王沈、王业告密所致,评价说:“当髦之图昭之际,使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当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怒斥卖主求荣的王沈、王业,同时赞扬坚守臣节、义不卖主的王经说:“成败之机,在于呼吸,而沈、业二鼠子背国佐贼,贼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变诈若沈、业者,真二国之贼也!沈、业以泄谋为奸贼,则王经之不泄,信为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经而杀之,则是贼杀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于贼,则死于王事者也。于斯时也,魏之国如缀旒,魏之主如委裘,诚不暇于甄录已死之人也,然其秉董狐之笔者,可不特为一传,以劝后世人乎?或谓经之行迹不多见,自不足以立传,曰:‘君子之为己为人为天下,必待世闲之可称美者,载诸一身而无孑遗,然后为得哉,虽圣人亦不能尔,而谓君子者能之耶,观专车之骨,则防风氏之长为可知。’魏史不为经传,过矣!虽然魏史不传王经,晋史为传沈等,而千载而下,终不能废经之美,而沈等之臭恶,借东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清朝学者李慈铭盛赞曹髦的英雄之行:“高贵乡公经术文章,咸有师法,留心政事,常以夏少康为念,真三代后不多见之令主。其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卫献公之讨宁喜,汉桓帝之讨梁冀;即同时若吴景帝之讨孙琳,后世若宋文帝之讨徐傅谢晦,周武帝之讨宇文护,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政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并认为曹髦“见酷逆臣”,是“古今所共痛。”

民国学者卢弼评价说:“高贵乡公博学好问,祯祥自叙,文采斐然,才同陈思,当时已有定评,设得贤宰辅,诚有为之君。乃受制权奸,深忌其才,英年惨死,可为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