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患的时局

当然，仅仅固原一地的矛盾是不足以引发大规模叛乱的。但处于明宪宗治下的王朝，在当时已经暴露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下。明朝在各地的驻军也是疲于奔命，旧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漏洞。

首先是在边境上，因蒙古入侵和人口内迁也造成的关外空虚，已经因明朝建立后的人群回流而发生变化。初步完成组织重组的蒙古、女真两大族群，开始频繁的与明朝边军发生冲突。尤其是地盘广大而派系众多的蒙古地区，已经有了瓦剌南下的重大事件。明宣宗的老爹英宗皇帝，就因此当过蒙古军队的“座上宾”。到他的儿子主政时，连东北方向的女真也开始闹腾起来。宪宗皇帝一面用边军抵御，一面要求朝鲜派兵支援。这也成为了明朝历史上首次使用属国军队助战。

其次是在内地，明朝的贸易封锁和经济管控，让很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民变。相比此前几代人所遇到的小型起义，明宪宗几乎是同时遭遇两场大规模叛乱。前有由西南的大藤峡事件，接着又有荆湖西北的郧县流民之乱。前一场危机爆发于广西，牵涉到广东、湖南、贵州等地。后一轮事变源自荆湖西北，波及陕西、河南、湖南三地，最远都辐射到直隶南部。这就迫使明朝在这个阶段内频繁用兵。而且与英宗时代的南征麓川和北狩土木堡不同，这些战事基本都发生在明朝内地。

实际上，以上所有问题都反应了明朝的结构性缺陷。萧条的经济与社会的失去活力，都让明朝的管控力度下降。很多以前可以睁一只闭一只眼的擦边球，现在就成为必须解决的要务。否则明廷就无力维持庞大的军政体系，出现自朱棣大废地方藩王以来的最大控制力危机。

因此，受封于固原的蒙古千户满四，便被陕西的地方官要求交出藏匿人口。而满四自己也不愿意继续被封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空间里忍受制度下贫困。在这种格局下，除少量部族上层外的其余人，都在赤贫线上下徘徊。这也是非常不利于部众继续效忠首领的不稳定因素。

当朝廷派出满四的侄子满璹去逮捕自己的叔叔，这位世代为明军千户的蒙古首领便宣布叛乱。因为一旦自己遭难，侄子就将成为新的首领，其行为等同于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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