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到这些日本兵穿戴着护胸、护头的装备，手拿真刺刀对刺，就像在战场上作战一样，动真格，很残忍。”在96岁高龄的刘生的回忆里，60多年前的场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居住在山西太原的刘生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任中校参谋，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在太原绥靖公署保安总司令部参谋处编训科担任科长。

刘生回忆的场景其实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残留在山西的日军活动实况。

山西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叶昌纲介绍，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侵华日军仍然留恋“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以种种形式继续残留在中国的北京、长春、青岛、上海、杭州、汉口以至海南岛等地。

叶昌纲说，残留山西的日军就是一个典型。因为日军认为山西无论在政治、经济，抑或地形、资源方面都具有脱离其他省区而独立的条件。他们认为，如果战后与控制山西的阎锡山势力相结合，把山西置于独立体制之下是完全可能的。

刘生介绍说，解放战争中，阎锡山著名的第十总队就是日本残留势力组成的队伍，规模相当于一个师，有3000人左右。

“这些士兵中有的是日本投降后没走的，有的是遣回日本后又重回太原的，有的还是从武汉跑过来的。他们都不愿意无条件投降。”刘生说，当时日本士兵都取了个中国名字，穿阎锡山部队的军装。

据《山西文史资料》记载，阎锡山对所留用的日本士兵，不但发双饷，而且后来一律晋升为少尉或中尉。

军国主义在精神上毒害了一批有一批的日本人，又对亚洲各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灾难性的侵害，帝国梦扭曲了人性，酿成了一场反人类的战争。即便在战争结束后，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遗毒仍戕害了众多战争中幸存的人们。

“感觉他们信仰武士道精神几近疯狂的程度。”刘生清楚地记得，有个中文名叫元全福的日本军官，在解放战争中战败，最后剖腹自杀。

刘生说：“我不确定这些日本士兵是否是迫于上级命令留下的，但我感觉他们是自愿的，你见到他们就会觉得他们从心里根本不接受投降的事实。”

据叶昌纲介绍，当时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人亲自出面运作了残留日军与阎锡山合作之事，而阎锡山则希望借助日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然而，残留日军在解放战争中却屡吃败仗，在1948年6月解放军发动的晋中战役中，阎日混合军被歼达7万余人。再加上山西临汾和忻州两地被歼灭的，残留山西的日军死伤、被俘过半，几近覆灭。

叶昌纲说，然而剩余的力量依旧做垂死挣扎，甚至对解放太原的解放军使用了名为“联二苯”的毒气弹。但随着这场战役结束，城野宏等日本高层军官被俘，最后残留在山西的日军也彻底覆灭了。

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虎林市有个虎头要塞，二战中被日本关东军吹嘘为“东方马其诺防线”。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军从收音机收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但守卫要塞的日军指挥官却命令关掉收音机，继续垂死挣扎。8月26日下午3时30分，虎头日军守备队仅剩的53名官兵被苏联红军活捉。

这次战斗比二战结束的时间晚了11天。这11天，日军付出了2000余人的生命代价，也夺去了1000余名苏军官兵的生命。

虎头要塞的日军是主动负隅顽抗，而同在黑龙江的东宁要塞驻守日军则是被动继续战斗。东宁要塞研究员王宗仁介绍，由于苏军进攻切断了日军的联络通讯，东宁要塞日军并未接收到投降的消息。直到8月30日，残留日军方被苏联军队清剿完毕。最终在东宁牺牲的苏军为1500多人，日军死亡4000人。

战争是残酷的，军国主义迷梦和法西斯政权造成的危害更值得世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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