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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9)中国历史事件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 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出自这里。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但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汉族思想、文化两千余年。

百家争鸣(9)介绍

5.没有宗教的护经言论

宗教的重要经书经中都有护经言论,如如有谤经者、质疑经书者下地狱,或者谤经、谤宗教神者下辈子残疾或平穷,而诸子古书则没有此种言论其神圣性大大降低,也就招来各种非议。

诸子古书

李零在《中国方术考》对于古书的成书有精辟论述:

古代写书不易,读书也不易,知识与思想的传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门派的师弟之间:学术必须亲炙师教才能学到东西,而老师也必须开门授徒才能传播主张。因此古人最重“师说”(老师之说)和“家法”(授受源流)。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都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也就是说“著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著。”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①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颁行“挟书律”。汉因秦律,汉初“挟书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范围仅仅限于“医药、卜筮…法令”之类。汉惠帝四年(前 191 年),废除“挟书律”,士人方始得捡拾焚烬,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遗留书籍。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在诸子开始衰落的同时,道教开始兴盛起来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变;道家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始终不曾泯灭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牣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①

正如罗焌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②。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著作③。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著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④